为减少或消除假劣商品的冲击，越来越多的企业投入到打假行列。但企业打假现象，其实是一种企业和职能部门的主体错位——

3月12日，谈及企业打假维权现状，省内一家知名酒厂的“打假办”负责人笑称：“打假跟杀猪差不多。我们把猪抓住捆好了，就等有关部门来捅‘最后一刀’。”

事实上，企业尽管遮遮掩掩，却一直是打假的主力之一。从“踩点”到取证，大都由企业完成。由此导致的一系列负面影响，也正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。

打假现场：企业身影频现

3月11日，武汉市工商局在黄陂集中销毁了165吨假冒伪劣商品，包括食品、饮料、服装、农药等9大类，装了满满52卡车。销假现场，我省一家知名酒厂“打假办”的肖先生手持摄像机，将销假过程全程拍了下来。

为方便打假，肖先生已有3年多时间“常驻”武汉。他告诉记者，这批假货中有假冒他们公司的300多件白酒，来自市区3个不同的制假窝点。虽是工商部门查处的成果，但前期调查过程中，酒厂花费了大量精力。

记者发现，在日用品和食品等行业，相对于政府职能部门的打假而言，企业更是充当了打假“急先锋”，不少企业还特地成立了“打假办”。武汉市质监局相关负责人称，去年查处的制假案中，相当一部分是与企业联手。

但“陪打”也是被逼的。如今，假货越做越真，有的包装精良，外观与真货几无差别，执法人员中虽有专家，但有时也拿不准孰真孰假。企业对自己的产品最清楚，他们到场往往能提高效率。质监、工商部门称，没有企业协同，打假的难度会更大。

企业打假：其实几多无奈

谈起配合政府执法人员打假的事情，许多企业主管打假的负责人，往往有说不完的苦衷和委屈。言语之中，已习惯于称之为“请”或“求”职能部门打假。

除此之外，打假费用也让企业头疼。一家外资公司的驻汉打假人员称，既然是请人打假，多少要对职能部门的支持表示“感谢”。有些企业称之为“从头包到脚”。

一位长期从事打假的企业“打假办”负责人告诉记者，打假本是政府职能部门的分内之事，企业打假是不得已而为之，属于逼上梁山。企业除了要对付造假者之外，还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职能部门周旋。

不仅如此，各企业在打假过程中态度迥异，对比非常强烈：对国内厂家，如果产品被假冒，最怕媒体曝光；而国外企业则相反，大多对此镇定自若。

为何会有如此差别？一家汽车太阳膜生产商的说法是“对产品的自信”，另外该公司投入打假的预算属特批，即使利润下降了也不会随便动，这样可以保证打假的计划性、延续性。而多数国内厂家认为自己暂时还没这个“资本”。

主体错位：带来多少弊病

企业打假日益“夸张”，各方面专家对此备感忧虑：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，必将对整个打假工作带来诸多的负面效应。

首先容易助长企业知假买假行为。企业要“请”职能部门来打假，往往需要有力的证据。为抓到造假者，企业只好花巨款去买假货，往往企业授意的买假者被公安部门抓起来盘问，甚至被拘留。业内人士称之为“套货”、“钓鱼”。

去年上半年，为使职能部门将造假者抓捕归案，一家外资公司的打假人员拿出10万元，在武汉市购买大批假冒汽车防爆膜。一家白酒企业为使职能部门掌握证据，曾开着车到各副食店买假，再送至附近的工商所。

而一旦企业“有假打不起”或“有假不愿打”，若职能部门未及时发现并查处，最终受损害最大的还是消费者。打假主体的“错位”，导致政府部门的打假职能淡化，打假失去了应有的威力，在社会上产生“谁有钱谁打假”的不良影响。

一家公司打假办负责人说，打假行为若日趋企业化，成本将越来越高，而效果会越来越差。与其声势浩大而收效甚微地打假，不如干脆放弃。

打假反思：话题远未结束

部分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反映，整个打假过程中，职能部门实际只起“一个环节”的作用，因为企业离不开他们“到场”这一身份符号。

在此情况下，一些企业因为缺少专业人才，难以适应大量而复杂的打假事务，往往委托社会上形形色色的“调查公司”去打假。

但与此同时，几乎所有参与打假的企业都认为，国内对制假售假处罚太轻，执法部门往往采取没收假冒产品、没收非法所得、处以罚款的方式结案。处罚轻不仅使打假失去应有的威慑力，还会形成社会对假冒行为的姑息迁就。

也有政府部门人士称，打假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，政府不可能包打天下。在当前打假职能部门人力、财力、装备、技术手段不足的情况下，应该强化中介打假的功能和作用。

武汉理工大学教授刘斌指出，当前各级政府都设有打假办，但多数是一个松散的职能部门的联合体，难以发挥实质性的协调作用，打假信息资源孤立、割裂，线索不共享。当务之急，职能部门应引导、协调、整合社会打假资源，形成有效的协作打假监督机制。